2016年7月18日，黃慕蘭在杭州迎來她110歲的生日。

　　這位出身書香名門的老人，1907年生于湖南瀏陽，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后，將一生最光輝的歲月投入革命。她隱藏黨員身份，轉(zhuǎn)入地下，屢立奇功，曾救周恩來于危難中。

　　在黃慕蘭110歲的這一年，她親述的《黃慕蘭自傳：最美紅色女“特工”親述》由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再版。全書共38章，31萬余字。該自傳首度出版于2004年，講述了這位傳奇紅色女“特工”波瀾的一生，也展現(xiàn)了中國革命壯闊的百年。

　　在書中，黃慕蘭回憶了她接受進步思想的少年時期、從事地下革命活動的青年時期以及錯案平反后安度的晚年時光。其中，書中大篇幅講述了她的四段婚姻與革命工作密不可分的關(guān)系，也記敘了她與周恩來、鄧穎超、董必武等革命元勛交往的經(jīng)歷。

黃慕蘭和陳志皋的結(jié)婚照。

黃慕蘭與陳志皋及其子女。

上世紀30年代的黃慕蘭

韶齡入周南，壯志慕蘭

　　黃慕蘭于1907年7月18日（農(nóng)歷六月初九）出生在革命老區(qū)湖南省瀏陽縣。

　　黃慕蘭的父親黃穎初是當?shù)赜忻奈娜耍c譚嗣同、唐才常一同在名儒歐陽中鵠門下受教。辛亥革命以后，黃穎初任長沙岳麓書院主任教習，是黃興、蔡鍔等人的老師。

　　黃穎初思想開明，對長女黃慕蘭十分寵愛，從未讓她受纏足之苦。幼年的黃慕蘭展現(xiàn)出極強的記憶和語言天賦，三四歲時，就能把新學的唐詩倒背如流。她還十分善于學各地的方言，到長沙學會了長沙話，到武昌又很快學會了講湖北話。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fā)前的春天，黃慕蘭進入進步教育家朱劍凡夫婦創(chuàng)辦的周南女校讀書，所用的學名是父親在她出生時取的名字，名彰定，字淑儀。

　　周南女校培養(yǎng)了許多杰出的人才，其中如向警予、蔡暢等，都是中國婦女革命運動的先驅(qū)。黃慕蘭說，有幸在那里接受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啟蒙教育。

　　五四運動爆發(fā)后，黃慕蘭和周南女校的同學們積極參加運動。然而，當時周南女校的教導主任思想保守，在通過民意測驗了解到贊成罷課的同學姓名后，就分別給這些學生的家里寫信，含糊其辭地請學生家長把自己的孩子接回家去教育。黃穎初收到信后，不知女兒發(fā)生了什么事，又因妻子病重，于是以“母病速歸”為由，將女兒接回家。

　　與同學、師長告別的黃慕蘭沒有想到，“這一離校門，就再沒有回去”。

　　雖然在周南的學習生活只有半年，但在那里所接受的啟蒙教育卻對黃慕蘭日后走上革命道路產(chǎn)生重大影響，她說：“七年以后，我正式成為中國共產(chǎn)黨的一員，決心在中國革命的道路上奮斗終生。所以，飲水思源，不能不歸功于五四運動的啟蒙。”

　　離開周南女校后的黃慕蘭，之所以會走上革命的道路，還要緣起于她的第一段婚姻。

　　1923年，年僅16歲的黃慕蘭遵循父母意愿，包辦完婚。對方與黃慕蘭從小訂婚，是位嬌生慣養(yǎng)、脾氣很大的公子少爺。嫁過去后，黃慕蘭忍受不了對方抽鴉片、打丫環(huán)的惡習，于是，請求父親接自己回家。

　　1925年，歸寧的黃慕蘭開始在家中自修，這段時間里，她閱讀了《列女傳》，其中最喜歡的就是花木蘭的事跡，非常欽佩花木蘭的孝友智勇，所以，參加革命后，她為自己改名“慕蘭”。

　　其時，恰逢北伐大革命高潮，提倡婦女解放，黃慕蘭父親很是推崇婦女革命先烈秋瑾，而秋瑾就是因為對包辦婚姻的不滿而投身于民主革命中。

　　以秋瑾為榜樣的黃慕蘭，在北伐戰(zhàn)爭前讀了大量與革命有關(guān)的文章、傳單、簡報，與父親一起學習孫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義學說和《總理遺囑》：“深知欲達到革命之目的，必須喚起民眾，聯(lián)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斗。”

　　于是，帶著對革命的憧憬，和擺脫封建包辦婚姻的束縛并求得自身解放，黃慕蘭離開武昌的家中，到漢口的英美煙草公司去支援女工們的罷工斗爭。

　　在工會，黃慕蘭結(jié)識了領(lǐng)導罷工的中國共產(chǎn)主義青年團湖北省委組織部長李子芬，和領(lǐng)導婦女運動的中國國民黨武漢特別市黨部的婦女部長杜韞章。在這二人的引領(lǐng)下，黃慕蘭加入了共青團，1926年11月轉(zhuǎn)入共產(chǎn)黨，之后以跨黨的中共黨員身份，在國民黨特別市黨部第二次黨員代表會上當選執(zhí)委兼婦女部長。

　　1926年12月，國共兩黨在漢口的臨時中央決定派黃慕蘭去蘇聯(lián)學習，在上海候船時，董必武從武漢給在上海的黨中央委員瞿秋白打了一個電報：“因工作需要，說服黃慕蘭放棄赴蘇聯(lián)學習，轉(zhuǎn)回武漢。”當時的黃慕蘭不愿放棄這個學習的好機會，但瞿秋白夫婦再三婉言勸導，告訴她如果不是革命工作的迫切需要，組織上也不會輕易改變派她赴蘇留學的決定。黃慕蘭最終服從組織的決定，返回武漢繼續(xù)革命工作。

　　后來回憶起自己參與革命歷程的黃慕蘭說：“如果家里給我包辦的婚姻稱心如意，我就不可能那么堅定地走出家庭參加革命，而且又適逢其會地立即投身到迎接北伐的大革命高潮中去。當時有很多知識分子，尤其是知識女性，大半是為了反對包辦婚姻的封建壓迫而走出家庭投身革命的，這就是那個時代的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