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網上有一篇名為《職場不相信眼淚，要哭回家哭》的文章受到廣泛關注，并引發討論。事情的起因是，一個女實習生在廁所里打電話給父母哭著抱怨，每天要下樓好幾趟，去幫老板拿外賣。“我上了4年本科，不是為了來拿外賣的……”

　　這事雖然在網絡上已經偃旗息鼓，退隱了輿論大潮。現在，平心靜氣地來想想，還是有一定意義。其實，類似有關職場新人的話題不是什么新鮮話題。此前的許多新聞由頭都只是泛泛地“抱怨”實習專業“不對口”、“學不到東西”。本來“社會”就對90后、95后孩子抱有“不能吃苦”“做不成事”的成見，如今被這一女孩向父母的“哭訴”得以印證。于是，又有很多“口水”指責高校沒有盡到責任，頂崗實習成為“亂點鴛鴦譜”，不僅專業不對口，而且還強迫孩子“拿外賣”。

　　本來，筆者無意于摻和這種肯定不會有最終結果、也無所謂正確結論的對擂，然而，仔細梳理各方觀點，卻忽然覺得如鯁在喉，不吐不快。

　　毫無疑問，第一個接到孩子電話的是父母。女孩的父母如何回應女兒的抱怨，我們不得而知，不管是與孩子一起憤而謾罵學校不負責任、公司太不像話，或是耐心教育孩子從小事做起、開導孩子“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頭”，等等，一切皆有可能。作為孩子的父母，對事關女兒的切身利益、事關孩子成人成才的大事，作出任何反應都屬正常現象，即便一時缺乏理性，也都情有可原。

　　然而，作為與女孩沒有直接關系的“社會”，如果對此事件的評價缺乏理性，則令人擔憂。瀏覽各方觀點，責怪實習女生不該“哭訴”的觀點，主要集中在“這年頭的孩子”太嬌氣太任性怕吃苦、小事不肯做大事做不了、不夠成熟不能顧全大局等；而同情女孩“哭訴”者，則更多地認為是公司在“剝削”實習生的勞動力，進而想當然地推斷是學校拿了企業“回扣”把學生“賣”了。

　　實事求是地講，責怪方的擔憂不無道理，同情方的猜測也完全有這些可能。問題的關鍵在于，無論是正方還是反方，都很少涉及問題的實質，缺少從實習本源的角度去討論此類現象。

　　所謂實習本源，指的是為什么要實習。站在普通民眾的角度看，眾所周知的原因不外乎“實習是學校要求的”“學校不上課了”“大家都去實習了”“不實習拿不到畢業證書”，等等。可以想象，如果沒有上述顧慮，那些“哭訴”的孩子可能早就打道回府、洗手不干了。

　　令人遺憾的是，雖然或許有人知道大學生實習制度是教育部文件的規定，但“實習”之于“教育”的真正關系卻鮮有知者，我們迫切需要對大學生實習有非常明確統一的認識。無論是本科教育還是職業教育，其基本策略都是通過不同形式、不同階段的培養，讓學生具備相應的職場素養。而由于當前校內教育的局限性，學校不得不安排學生到企事業單位一線從事基于真實工作的“實習”，以在做中學、在學中做，讓理論與實踐有機結合。

　　可見，大學生實習是一種國家層面的科學的教育制度設計，而不是可有可無的形式主義。所有學生都應該抱著完成學習任務的態度參與實習，才能坦然接受實習過程中的苦與樂。從這個意義上看，“哭訴”被安排“拿外賣”，與“哭訴”老師不準“蹺課”是同一個道理。

　　其實，如果冷靜、理性地分析實習女生的“被拿外賣”現象，我們可能還會發現，之所以會被安排頻繁地下樓“拿外賣”，除了個別老板惡意地整人或欺侮實習生，也極有可能是你其他事情都干不了、干不好，只能跑腿“拿外賣”。

　　對于這樣的實習生，不僅不應當“哭訴”，而且更應該明智地多想一想：老板都在連天吃“外賣”省時間，你則更應認認真真地把“拿外賣”的事做好；如果連“拿外賣”的事情都做不好（包括能力與態度），以后可能連這個簡單的機會都不會有；你要想不再“拿外賣”，只有首先做好這件簡單事，讓老板覺得你還能做其他事，單讓你“拿外賣”太浪費了；如果你實習時都拿不好外賣，即便以后正式工作了，或許還只能是重復“拿外賣”，而承擔不了其他重要的事情。這些道理和經歷都是教科書里沒有、大學課堂里欠缺的，是迫切需要在“實習”中補充的營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