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本社《東南早報》報道,入夏以來,泉州市各地的犬傷門診接診人數不斷增加。據統計,今年以來市區接診犬傷患者超6460人。在這些病例中,其中七成以上是家養犬惹禍,甚至家養犬咬傷自己主人的情況就占一半多。為此,市民一再呼吁要文明養犬,并建議部門制定有效的養犬管理規定,明確犬飼養人的責任。
上個月初,一快遞員王先生在泉州中心市區東方銀座一住戶家中送件時,被當事人家中飼養的一只狗抓傷引發糾紛,最終經調解,雙方自愿達成協議,由當事人賠償王先生醫療費、誤工費等合計1000元。無獨有偶,近日,重慶綠地城小區內也因養狗問題爆發矛盾,一位業主由于孩子多次被大狗撲襲而貼出一則“溫馨提示”,表示再遇到沒套的大狗撲娃時將直接打死,此舉引發小區“愛狗族”和“護孩族”的懟文大戰。從本地到外地,這兩起因狗而起的糾紛都頗具代表性,卻也說明犬患正成為一個由私域向公域不斷延伸的社會問題。
近年來,我們身邊養狗的人逐漸增多已是不爭的事實,因之也催生了一個新名詞“寵物經濟”。那么,為何養狗能成為一種新風潮呢?首先,這與養狗一度作為有閑有錢階層的特例,被國人當成財富和成功的標志,并演化為彰顯個人身份的外在符號不無關系;其次,隨著網絡社交短視頻的風靡,曬寵物已成了一種新的社交貨幣,這從“汪星人”“擼狗”等帶有網絡屬性的詞匯大行其道便可窺其一斑;另外,人口的頻繁流動、家庭的日趨小型化以及老齡化社會的到來,都讓整個社會潛藏著深重的孤獨感,寵物狗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人們的精神慰藉和情感寄托,有調查顯示,寵物的消費模式已趨近母嬰市場就是明證。
正所謂“私域要自由,公域要民主”,養狗雖純屬個人自由,但怎么養卻屬于公共范疇的行為規范。亦如《東南早報》相關新聞報道所說:“要管狗,先管人。”此一語可謂切中肯綮,要破解此起彼伏的人犬之爭,歸根結底還是要解決人的公共素養問題。由此可見,文明既是一種激勵也應是一種約束,而公共生活中的理性,更多就在于能否有效地進行自我管理做到私德有底。
今年5月,蘇州市著手修訂《養犬管理條例》,對于文明養犬進行了更加細化的要求,以應對寵物飼養引發的一系列社會問題挑戰。比如修改稿規定:每戶只能限養一條;市民外出遛犬,除了要給犬只掛犬牌以外,牽引帶必須在兩米以內。另外,對于犬吠擾民、犬只傷人等情形,都作出了詳細的規定;而早在2006年泉州市政府就發布了《加強市區狂犬病防控和犬類管理工作實施方案》,即要求市區居民養狗必須注射疫苗并辦理“一犬一證一牌”,在2009年3月1日,《泉州市人民政府關于加強養犬管理的通告》正式實施時,通告也作出了更為詳實的規定,但因這些規定不是法律法規,并不具有強制力,因此,文明養犬在很大程度上還是只能依靠犬主人的自覺。
對于養犬人來說,一根牽引繩、一個狗罩不僅僅是主人對狗的有效管束,也是人與人關系和諧的紐帶與基石,更是從私德向公德遞進的有益之舉。養犬人常主張對動物保有無等差的廣博之愛,但在愛的范疇里始終都為不養狗的人留有一席之地,才是一種更為理性和寬泛的文明。墨子說“愛人若愛其身”,在一個沒有孤島的現代社會,不因一己之私而傷及公德,做到兼愛互利才是一種更高層次的教養。因此,無論何時何地,“私德有底,公德不虧”都應是一個現代公民的文明標配,只有當養狗者變得守規矩,不養狗的人才會讓渡出一些公共空間,畢竟,懂得尊重他人的權利才能對自我權利起到最大的呵護作用。(周培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