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手機游戲會耽誤學習么？”

　　“不知道。”

　　“為什么不知道？”

　　“因為我沒玩過。”

　　10歲留守兒童小君，重慶市萬州區響水鎮一個偏僻農村的四年級小學生。他現在是當地派出所的常客，每天都要去一趟，派出所的叔叔阿姨輪流為孩子補課。這在當地傳為佳話，也在前段時間經媒體報道廣為人知。

　　7月20日，《工人日報》記者在派出所見到小君時，留下了本文開頭的這段對話。他告訴記者，自己從沒玩過手機游戲，不知道WIFI是干什么的，更沒聽過“蘋果”還能當手機用。記者在當地調查發現，像小君一樣的留守兒童對智能手機、平板電腦等電子產品很陌生。在偏遠的農村地區，多數留守兒童對電子媒介的接觸幾近于無，他們的媒介素養教育正處于缺失狀態。

　　留守兒童離電子媒介有點遠

　　“我每天會去派出所找叔叔阿姨，回到家就只能自己一個人玩。”小君對記者說，他回家的生活都是一個人度過，不會去找同學玩，因為“來回需要走一個半小時的路”。

　　據小君的媽媽介紹，她在附近的龍沙鎮打零工，只有晚上才回家，小君的爸爸在萬州城區打工，沒什么事不會回來。平時都是奶奶在管小君。記者了解到，由于父母單方或雙方外出打工，農村兒童的實際監護責任被轉移給了留守老人、婦女，有血緣關系的親戚，村干部，以及各類兒童托管中心等。

　　“孩子們太孤獨。父母基本上只有春節才回來。賺到錢蓋了房子又繼續去打工。孩子們平時在村子里幾乎見不到年輕人。”響水鎮小學的一位班主任說，留守的孩子在學習中也出現了不少性格方面的問題。

　　與小學教師關注的角度不同，重慶三峽學院傳媒學院副教授余曲更多注意到的是留守兒童的媒介素養問題。

　　余曲曾做過一次調查，當問及“是否會用手機等媒介進行拍照寫作評論等活動”時，65.5%的孩子表示“從不”，僅有11.2%的孩子表示“經常”。被調查的留守兒童絕大部分不知道什么叫智能手機，他們見過的手機只能打電話和玩游戲，他們從沒聽過Iphone、IPAD。

　　“農村留守兒童與城市兒童相比，在信息的獲取、利用，媒介的接觸、使用方面都處于劣勢，這對他們是存在缺憾的。如何縮小知識鴻溝，縮小城鄉居民在媒介素養教育方面的差距，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余曲向記者解釋。

　　家庭收入低下成鴻溝

　　父母為什么不把留守兒童帶在身邊？

　　西南大學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秦啟文認為：一方面，勞動力流入地區對外來務工人員及隨遷子女的接受程度不夠。另一方面，外來務工人員的收入普遍不高，無法維持子女在城市上學和生活的開支。

　　小君的媽媽告訴記者，她拿的是計件工資，每天的收入在20到30元不等。丈夫在萬州做建筑工，月收入極不穩定，在二千到四千元之間浮動。暑假從沒帶小君去他爸爸那玩，一是開支過大，二是那邊工地也不允許。

　　而重慶主城區的鄭女士告訴記者，她的兒子今年讀五年級，一年的開銷在四萬元左右，其中較大的支出是購買電子產品和報興趣培訓班。

　　“爸爸，記得你走的時候我才上三年級，現在我以（已）上了五年級。你什么時候回來？我很想你，每天做夢都會夢見你和媽媽。今年過年你回來嗎？回來一定給我帶一個可以拍照的手機……”響水鎮小學一班主任向記者展示小學生周某在作文《寫給爸爸媽媽的信》中的心聲。

　　“改變留守兒童的困境，本質上還是要改善父母的經濟狀況。勞動力流入地應當有‘反哺’的責任。”重慶市政協委員潘曉陽認為，這些地區的經濟發達、財政收入充足，社會福利的職業化和專業化程度也較高，應當在民政部門設立一個專門負責機構，協調處理流動人口子女在教育和其他福利上的問題。

　　社會組織的“柔性力量”或是方向

　　對于如何培養留守兒童正確利用媒介獲取生活和學習必需的信息并且能主動參與到信息生產的能力，重慶律協未成年人保護專業委員會主任李麗華認為，把留守兒童的工作都壓給政府是不現實的，要把更多的社會服務工作交給社會組織去做。

　　今年6月，重慶豐都縣新希望社會工作組織承接了“童享藍天”農村留守兒童社會工作服務，該組織工作人員利用周末時間，對留守兒童開展家庭訪視、手工活動、故事分享、情緒表達小組等活動。

　　服務中一個重要的環節，是通過參與式行動的方法對留守兒童開展媒介素養教育，不僅將媒介知識傳播給他們，更通過參與式行動培養他們的表達意識與表達能力，學會通過媒介發出聲音，這比灌輸式的知識傳授更為有效。

　　“我現在知道怎么用手機拍照了，我拍了一張跟奶奶的合影發給了媽媽，還學會了用手機搜索一些語文知識。手機真有用。”該縣六年級的男生王同學興奮地對記者說。

　　新希望社會工作組織負責人告訴記者，除了對留守兒童的手把手服務外，還會對農村中小學教師進行培訓，提升他們的媒介素養，通過他們來指導留守兒童。尤其是一些年齡稍大的老師，自身的媒介素養也十分欠缺。不過他們也提醒，使用智能手機等應適度，不能沉迷其中。

　　豐都縣民政局相關負責人向記者表示，他們會在進一步強化和整合政府政策性保護職能的基礎上，最大限度地發揮社會組織的作用，并會拿出一定的資金作為社會組織培育發展基金，來加大對兒童福利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