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鄉群體遺留問題待解決

　　除了堅守城市的，近幾年一些高齡農民工已經選擇告別城市，回到家鄉，但遺留下的職業病與無養老保險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

　　今年已經56歲的王福茍，因常年做搬運工作，7年前被診斷出嚴重腰間盤突出，經鑒定為傷殘等級十級。打工幾十年的他因為不夠錢住院，回到江西省樟樹市大橋街道龍灣村的家中休養。2011年，他也曾嘗試到福建漳州一家企業打工，但因為身體不適且檢查出肝病、胃病等問題返回老家。

　　“就算一身病，也要養活家庭。”如今，王福茍已經承受不了任何重活，只能在樟樹市一家賓館做保安，僅靠每月2000多元的工資維持全家生活。“我老婆也有低血壓，家里還有孫子和80多歲的母親，一家人的開支實在是太大了。”

　　此外，記者了解到，大部分第一代農民工都沒有給自己辦理養老保險的意識，而醫療保險也僅是報銷范圍有限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新農合)。

　　“以前一直都沒有要買養老保險的想法，現在有些后悔了。”今年55歲的鄧小華是江西省宜春市人。從1993年便開始外出打工的他，2008年回到老家在建筑工地做散工，每月工資3000多元。“為了全家人的生活，我不能休息。”

　　“每個月的收入只夠全家人的溫飽，我們夫妻倆都沒有買養老保險，所以想自己創業試試看。”鄧小華沒繳社保，自然沒有養老金。近幾個月，正好有朋友邀他一起在附近的村子做養殖業生意，“做生意收入應該還不錯，也許可以維持后半生的生計。”

“回鄉只是一個開始”

　　“回鄉只是一個開始。”四川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王卓認為，當前農民工返鄉后可能會遇到一系列的尷尬困境，而造成這種困境的主要原因在于，他們是屬于較早出去打工的一批農民工，當年受教育程度低，缺乏技能培訓，可能在城市常年從事低端勞動力密集職業，對自己人生沒有長遠規劃。當他們年老后，很多人在城市難以立足，不得不選擇歸鄉這條路。

　　“隨著年齡增長，中老年農民工退返人群激增，過去農民工福利不完善所積累的心理困惑、現實困難、多種因素可能導致的問題，需要全社會特別關注。”四川省農科院原副院長劉建軍說。

　　劉建軍認為，改革開放后較早離鄉出來的一代青壯年農民大軍，當年主要在18歲到40多歲，如今多數已是55歲到70歲左右了。中老年農民工只身或舉家投身國家經濟建設，可謂“犧牲”了一代、二代、甚至三代人——農村大量留守老人、留守婦女和留守兒童，不少家庭夫妻難聚，孩子流離就學轉學難，家鄉父老沒法照顧。在當年那種低工資、低保障、難維權、艱苦甚至惡劣的生存生活條件下工作，為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社會建設和騰飛做出了巨大貢獻，理應得到關注、受到關懷。

　　成都市第四人民醫院心理咨詢師李云歌認為，作為城市“邊緣人”，中老年農民工情感長期無寄托，回到家鄉后，如果得不到及時疏導，很容易引發群體性事件或者造成一系列社會問題。“尤其是很多中老年農民工只身一人回到家鄉，或者兒女常年在外打工無法照料的，他們的孤獨感、無助感非常強烈，但是卻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李云歌說。

相關保障制度需完善

　　接受采訪的有關專家學者認為，為了讓中老年農民工回得去、留得住，政府不可缺位。

　　摸清中老年農民工底數。劉建軍認為，需要對第一代農民工數量、區域分布、分類結構、養老歸宿地、生活狀況、基本保障等問題給予重視并部署專項調研。

　　高齡農民工養老體系待完善。有關專家建議，國家應立法或出臺政策統一全國農民工養老制度，加大力度統籌和規范解決老年農民工社會養老保險、醫保、福利等基本保障，務求全覆蓋，應保盡保落到實處。

　　中老年農民工文化素質偏低，職業技能培訓仍需加強。四川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王卓認為，中老年農民工出去打工早，自身文化素質較低，部分勞動者年齡偏大，又缺少技術，回到家鄉后，缺乏相應的謀生技能。

　　引導返鄉中老年農民工參與鄉村治理。王卓認為，這批返鄉的中老年農民工在外打工多年，接受了城市生活理念，在思想和見識上相對開放一些，在鄉村治理過程中，可以引導他們積極參與。例如安排一些公益性崗位，或者進入村委會等，讓他們成為農村進步的“帶頭人”，發揮余熱促進家鄉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