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喜軍，成了最近一周微博上最熱點的名字。

　　這個盜車殺嬰嫌犯激起了民憤，也激起大家向善、喚醒人性的意愿。年幼的孩子逝去，給我們留下了大量思考。轟動效應背后，應產生更多正面反思，告慰嬰兒在天之靈。

多面選擇他做了逼向絕路的選擇

　　長春丟車丟孩子事件：3月4日早上，長春市區內一輛車牌號為吉AMM102的灰色RAV4車輛被盜，車內有一名兩個多月大的嬰兒。隨后，盜車嫌犯到公安機關自首，并交代這名嬰兒已被其掐死埋于雪中。一時，兇手殘忍的手法引起眾怒，許多明星更忍不住在微博爆粗口痛罵兇手。

　　從案件發生至今，個中過程令人五味雜陳。最初，很多人也幻想過，作為一個盜竊犯他無非只是圖錢，只要成功偷到車，應該不會危害生命，畢竟孩子是無辜的。可是到最后，事實是小皓博被殺害并掩埋。這樣的結果實在令人意外和悲痛，就像山東大學第二醫院心理科主任徐蘭說的，大眾所有的美好幻想都頃刻轉化成對兇手毫無人性行為的憤怒：一個已到了知天命年紀的男人，面對一個無辜和幼小的生命，如何忍心親手將其掐死？

　　從心理的角度分析，徐蘭說周喜軍偷車和殺嬰的連鎖行為反應，充分證明了他是一個非理性的人。偷車可以原諒，殺嬰卻罪不可赦；周喜軍將孩子等同于“包袱”來解決，是源于他錯誤地以為———只要殺了孩子，不被人發現，就能逃脫。“在發現嬰兒的時候，周喜軍本來有很多種選擇，最后做出的卻是把他自己逼向絕路的選擇。”濟南市精神衛生中心心理科主任趙長英說，相信周喜軍在掐死嬰兒的那一瞬間，是絕對沒有把孩子等同于一個鮮活生命來對待的。在周喜軍看來，一臺有價值的車和一個可能會帶來麻煩的嬰兒，當然是車對于他更有價值。“但是，他忘了，在這個世界上，所有的人其實都是一個整體，生命本是一個源頭，你給出一個傷害，最終，這個傷害必然會回到你自己身上。”趙長英說。

勞教改革還存在著多少個周喜軍

　　然而，我們對周喜軍滅絕人性的行為感到憤怒的同時，也應該思考一下：我們的社會還存在著多少個像周喜軍這樣的人？徐蘭說，面對這樣一群曾經犯過罪，被勞教過的人們，我們的社會應當采取什么樣的態度和措施，讓他們能夠真正改過自新？

　　早在2002年，周喜軍因猥褻婦女被長春市公安局勞教兩年。徐蘭說，周喜軍經歷勞教之后仍存在著錯誤價值觀，使他內心認同自己是罪人，強大的“犯罪人”和“罪惡感”的標簽驅使他一錯再錯。周喜軍看到車的那一剎那，就決定偷，除了金錢的驅使之外，還有一個最大的內在驅動力———那就是“罪惡”的動力。每個曾經犯過錯，進過勞教所的人，身上都有一種“罪惡”的動力。“那種動力，讓他們從內心相信，自己不再是好人，而是一個犯過罪的人，一個有人生污點的人。”

　　基于這股動力，他們內心對社會不再信任，社會對這個群體的防備心，也讓他們很難再次融入社會。趙長英說，哪怕周喜軍在面對這個孩子的時候，有一絲善念，也會瞬間消逝。因為，那不符合“他是一個有罪的人”這個內心信念。

　　這樣的心理動機，不得不引起我們的反思。趙長英分析，當前，對勞教制度改革的呼吁聲也層出不窮。周喜軍只是廣大被勞教過人員的一個典型代表，面對這樣一個特殊的群體，我們的社會應當給予怎樣的幫助？

　　如果可以，我們能否讓他們在出獄前，能夠得到妥善的安置和心理輔導？徐蘭建議，讓她們這些專業心理學家，幫這部分群體改變錯誤的價值觀和人生信念。化解他們的內心陰影和疾病，讓他們能夠以更健康的心態去面對未來的人生。“不要忘了，盡管他們是勞教過的犯人，但在服完刑的那一刻，他們已經為他所犯的罪，承擔了全部的責任”，徐蘭說，從法律意義上來講，他們已經無罪了。

　　從南京彭宇案到廣東小悅悅案金錢讓生命變兒戲這，已不是一起簡單的故意殺人案。

　　一個尚存憐憫之心的人，決不會做出如此殘忍的行為。小皓博的不幸，其實是這個社會的不幸，為了物質、金錢，將生命當成兒戲，甚至用金錢衡量生命。人如果喪失對生命最起碼的敬畏，與動物有何區別。

　　談及長春盜車殺嬰案件，山東省中山心理治療與咨詢研究中心主任宋微濤也認為犯罪嫌疑人的心理活動超出常規，令人費解。“盜竊車，發現車內有嬰兒威脅自己，可以扔了，但不至于發生掐死孩子這種惡性犯罪事件。”他說。

　　由于目前對犯罪嫌疑人的成長經歷和前科資料，相關部門沒有公布，宋微濤稱不能完全解讀出犯罪嫌疑人的內心世界，但可以肯定的是該犯罪嫌疑人心理存在問題。

　　從南京彭宇案到廣東小悅悅案，他分析，長春殺嬰案件也折射出社會高度物質化，給人們造成極大的心理壓力，甚至積怨和沖突，這些情緒心理一旦遇到導火索，就有可能導致不計后果的惡性犯罪事件，例如殺人。

　　他說，造成人性的扭曲多是因社會刻意拉開人群的層次，分化出所謂的社會上層、底層，比如大家經常說的精英、貴族、農民工，社會分層明顯，必然會讓部分人產生心理扭曲。宋微濤建議，國家應注重社會的平衡，如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地位，不要人為地拉開人與人之間的距離，避免社會不公以及其帶來的仇恨。“這就是我們常說的平民社會，大家都是對等的，社會和輿論應加強這方面的教育和引導，把人性中好的一面喚醒。”

　　這是個不幸事件，但這個不幸，也激活了那些對抗災難和邪惡的正能量，以及淳樸的真善美文化。從小皓博出事的那一刻起，整個社會就開啟了一種“全民大行動”，幾千公安干警，很多出租車司機，自覺投入到尋找隊伍中，還有網上那些沒有現身的諸多網友，也在密切關注小皓博的安危和消息。

修改刑法？

呼吁拐賣婦女兒童者一律判處死刑

　　對于這起案件，民間有很多爭議，還有網友報料其實犯罪者另有其人，自首者是頂包的。山東鵲華律師事務所律師胡春雨說，目前案件還在進一步偵查，一旦確定犯罪者，應當判處死刑。對于有網友提出應加強立法保護兒童的建議，他認為法律和民眾應該互相尊重，法律要尊重民眾的呼吁，不斷發展完善，同時民眾尊重法律權威，社會才能有法可依。

　　女報記者從吉林公安微博獲悉，經公安機關晝夜連續工作，通過多種偵查手段，已將周喜軍列為長春“304”案件重點嫌疑人。雖然本案犯罪嫌疑人有自首情節，但胡春雨認為本案性質惡劣，應當判處死刑。根據我國刑法規定，對于故意殺人罪，犯罪嫌疑人有自首情節，可考慮從輕處理。但本案中，犯罪嫌疑人是迫于社會壓力，已無處遁形才自首，而殺害2個月大的嬰兒性質太過惡劣，社會影響極大，已經超出社會允許的范圍，應考慮從重處罰。

　　隨著案件的發展，有網友提出為保護兒童應修改刑法，以買賣盈利為目的的拐賣婦女兒童者一律判處死刑。胡春雨介紹，死刑是國家刑法的核心問題，當前司法界主流的刑法觀念是減少死刑并逐步取消死刑，這一觀念對司法界影響很深。2011年，云南奸殺少女摔死幼童案主犯李昌奎被云南省高院改判死緩，輿論一片嘩然。

　　胡春雨說：“傷害婦女兒童，是否一律判處死刑需要謹慎研究和談論，但毫無疑問的是應加重量刑。”以酒駕為例，之前監管部門多教育引導，但收效甚微，每年因酒駕導致的交通事故勢頭沒有得到遏制，但酒駕入刑后，酒駕明顯減少，因酒駕造成的人身財產傷害也隨之減少。“加大酒駕的犯罪成本，換來的是更為安全的交通。”女報記者葉鵬孫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