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學家小傳

張侃，發展中國家科學院院士、國際心理科學聯合會原副主席、中國心理學會原理事長、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原所長

　　“北京地鐵能與巴黎媲美，但乘車人三五成群大聲喧嘩，大有與行車噪音一爭高低的氣勢；更有打手機者，高談隱私，旁若無人。國人的自我一覽無余。”近日，微博用戶“心理學張侃”發布了這條消息。地鐵是個小社會，熙熙攘攘、行色匆匆的人們，在不經意間流露出各自的心態、價值觀，也反映出一個民族的集體潛意識。6月24日下午，在北京大覺寺明慧茶院，《生命時報》記者見到了發微博的這位先生——剛剛當選為中國心理學會會士委員會主任委員的著名工程心理學家張侃教授。

　　“那天，我坐地鐵去參觀北京園博會，看到了兩個現象：一是幾個人高談闊論，聲音很大，這在其他國家的地鐵、公交里是從來看不到的；二是有人打手機，說的多是個人隱私，但聲音很大，毫不避諱。表面上看，中國人的內心真是太開放了，連家里事都不在乎被外人聽到，可我想反問一句，他們心里把別人看成是人了嗎？”張侃開門見山地對記者說起當日的感受。

　　在地鐵里，日復一日地上演著有中國特色的場景：不少人買票時插隊，好像他們是最珍視時間的人；不等下車人出車門，人們便一窩蜂地向車內擠去；好多人蹺起二郎腿，把腳上的臟鞋伸得老遠，大概覺得這種大模大樣的姿勢很有“派”……張侃說，這些人打心眼里覺得，別人都跟自己沒關系，完全是目中無人。在他們的深層意識里，沒有考慮到他人的利益和感受。

　　還有人平時溫文儒雅，可一上地鐵就像變了個人，這個擋他路了，那個擠到他了，脾氣暴躁。“人都有兩面性。在家或單位，人們要維持表面的和諧，不能為所欲為，而需要克制行為。在公共場合，人們本來更應關注他人的感受，但不少人覺得反正互不相識，不論行為好壞，都對自己沒有直接影響，于是就回歸本性了。”張侃解釋，“看待一個人，要看他對陌生人的態度，那是最本質的反應。”國人在公共場合的諸多行為都表明，中國人“自我”意識太強了。

　　“中國人的內心，表面上看是‘公’的，這與數千年來的歷史文化積淀有關。”張侃說。在國外，不少“唐人街”入口處的牌樓上，都能看到孫中山題的一句話——“天下為公”。許多心理學研究也表明，中國人的價值觀是集體主義的。從心理學的角度看，“公”心在前，“私”心在后，是符合人的心理發展規律的。然而事實上，一些國人的集體主義精神淡漠，內心深處是很“私”的。從社會生活的各方面表現都能看出這一點。張侃舉了一個生動的例子：“在街上看到有人被欺負或遇到困難，很多人都冷漠以對，認為無關痛癢；可如果家里人受到傷害，那可不得了，一定要去為家人討個公道。”國人的集體主義，其實是家族主義。“自古以來，中國人就習慣給自家修個院子，外面的事情一概不管。大家‘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

　　歸根結底，說國人“自我”意識強，倒不如說國人以“自我”為中心。人之為人，對“自我”的強調是本能的需要，但真正的自我，強調的是每個人存在的尊嚴與價值，即人生而平等的社會意識。然而，縱觀中國歷史，人與人之間的平等從未建立起來，這讓“自我中心”深藏國人集體潛意識。上世紀80年代，主流社會意識又由追求“理想”轉為追求眼前的、實惠的“發財”，國人更是順理成章地追求起“自我”，所言所行只顧個人利益，不管他人福祉。在公眾場合，國人也只看重“自我”，并強烈地表現自己。他們卻忘了，這種目無他人的表現，會丟失更深層次的“自我”——他人對自己的尊重。這種無視他人的舉動若發生在歐洲和美國，是很丟人的，公眾會覺得這人沒有教養，投以異樣的目光。正所謂“眾目睽睽”，大家的目光也是很厲害的，可不少國人卻不在乎別人怎么看自己。

　　在我國，并非自古就缺少禮數。兩千多年前，孔子就非常講“禮”。國人也并非一向“自私”，對不少人來說，幫助別人也是一種快樂。“扶弱抑強”是許多人的本能沖動，會讓他們獲得心靈上的滿足與安寧。

　　愛因斯坦曾說過：“人是為別人而生存的——首先是為那樣一些人，他們的喜悅和健康關系著我們自己的全部幸福；然后是為許多我們所不認識的人，他們的命運通過同情的紐帶與我們密切結合在一起。我每天上百次地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都依靠著別人的勞動，我必須盡力以同樣的分量來報償我所領受過的和至今還在領受著的東西。”

　　人類社會有一個不分民族的“共識”：所謂高尚、道德、好人，就是指對社會和他人具有奉獻精神。作為中國人，我們要能看到本民族文化中的優點，也要看到那些不適應現代社會的糟粕，才能更好地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