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馨現在要輔助4個門店的工作,店內90余名銷售員結成了10余個微信群,隨時會向她“發號施令”。有些消息若是回復不及時,一個電話立馬就會打過來。趙馨私下算過,有天下班后,她接了10多通電話,發了100多條微信信息,處理這些瑣事耗費的時間加起來得有四五個小時。
相比于隱性延長工作時長,這種即時性的工作帶來的隱性“騷擾”更讓她苦不堪言。“跟男朋友在電影院看電影,未能及時回復信息,銷售打來電話硬跟我聊了半個小時,所有的好心情全部煙消云散;有次洗澡沒帶手機,回頭一看,20多個未接電話。”她感覺自己無時無刻不跟工作“綁定”,沒有個人生活。
趙馨的經歷并非特例。北京某互聯網公司程序員劉鐸也坦言,生活在一點點被工作侵蝕。他所從事的行業是加班“重災區”,工作場所早就不限于公司,除了家,還包括地鐵內、公園里、餐桌上。
劉鐸所做的這些,在某互聯網公司高級經理白飛看來,僅僅是稱職。“在互聯網行業干,抗壓能力是基本要求。”每次招人,他都會特意跟HR要求:新人必須要適應加班。
白飛自己的生活中也有工作如影隨形。他的微信上有百余個工作群,收到的信息一整天都讀不完。在記者采訪時,他說:“就這一會兒工夫,我微信上就有491個未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