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內一些高校，上課成為“副業(yè)”，教授離“三尺講臺”越來越遠，高等教育質量的下降引人關注。浙江大學近日設立了教學最高崗位——“求是特聘教學崗”。6位長期從事本科基礎教學的高水平教師成為首批受聘者，他們將享受與國家“長江學者”一樣的待遇，年津貼20萬元。浙大推出的“教學新政”，力圖改變重科研輕教學、重論文輕授課的考核方式，引發(fā)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層思考。

　　近些年來，在各地爭相建設“科研型大學”背景下，“名師不上講臺”已成為高校的普遍現(xiàn)象。在“重科研、輕教學”的考核指揮棒下，許多大學教師將大量精力花在論文和課題上，無暇顧及課堂教學。

“教學型”老師被邊緣化

　　職稱越高，離講臺就越遠。浙大改革前的一項調查顯示，全校3000多位老師，沒有承擔教學任務的約占20%。這其中除了身體等特殊原因外，大多數(shù)是科研任務較重的高層次人才。

　　這項調查同時顯示，浙大教師人均課程承擔量為每年130課時左右，多的三四百個課時，少的僅幾十個課時。“課時量多少當然會因學科不同而不同，但究其根本，教學量的多與少，教得好與不好，和晉升關系不大。”浙江大學副校長來茂德說。

　　“在原有的考核體系中，科研因子是‘顯性’的，有論文、有基金等數(shù)據(jù)支撐，而教學因子是‘隱形’的，效果要長時間才能體現(xiàn)。”來茂德說，譬如一個“973”“863”項目匯報會，如果和上課沖突怎么辦?現(xiàn)實中的解決方法就是請別人代課。

　　因為重論文輕教學，導致一些高校“教學型”老師被邊緣化。記者曾采訪過一個典型案例：上海交通大學講師晏才宏一生致力于課堂教學，深受學生們喜愛，但是由于缺少科研成績，58歲去世時連副教授也沒評上。

　　一些大學生在網(wǎng)上這樣寫道：“我不禁要問：究竟如何才是一位真正的好老師?我們常常會發(fā)現(xiàn)，一些教授只是把授課當作副業(yè)，并未具備足夠的認真程度，又或是講得過于深奧難懂，上得學生們不知所措。”

晉升薪酬與授課績效掛鉤

　　為扭轉“上課成副業(yè)”的局面，浙江大學推出一系列“教學新政”。其核心是加大教學在職稱評聘、崗位聘任與津貼發(fā)放、評獎評優(yōu)中的權重，力求改變以科研業(yè)績主導的考核，建立“教學優(yōu)先”的激勵約束機制。

　　記者采訪發(fā)現(xiàn)，在首批6位“求是特聘教學崗”受聘者中，國家級教學名師即占5席。這些教師長期工作在教學第一線，擔任本科教學任務，堅持講授基礎課程，并獲得學生好評。

　　“應聘后，他們教學工作量飽滿，同時須承擔一定的教學改革項目，負責建設教學團隊等。我們會跟蹤考核，一旦未達要求，4年聘期滿后即解聘。”浙江大學人事處副處長朱曉蕓說。

　　對“求是特聘教學崗”，浙大專門設立“教學崗”評審委員會，采取海內外公開招聘。由于條件較為嚴格，前來應聘者不到10位。

　　年過六十的國家級教學名師楊啟帆是受聘者之一，“培養(yǎng)學生，對我來說更有意義。”他說。在浙大任教40年，他一直在三尺講臺上盡著一個老師的天職，為本科生上數(shù)學建模等課程，并指導學生參加數(shù)學建模競賽，每年教學量達幾百課時。

　　浙江大學把教學的投入度作為教授職稱晉升和薪酬發(fā)放的重要考核指標。今后副教授晉升教授時，如果教學工作量不達標或教學效果差將被“一票否決”;教授基礎津貼的50%與教學量掛鉤，若不達標，津貼不予發(fā)放。

　　優(yōu)秀“教書匠”年津貼20萬元，待遇等同“長江學者”，這是高等教育改革的一個積極嘗試。來茂德說：“大學最基本的使命是培養(yǎng)人，如果有一天，中國的大學教授能做到‘給學生上課是天大的事’，那么高等教育就有希望了。”

觀點交鋒

能否提振高等教育?

　　針對浙大“教學新政”，有關專家表示，設立名師教學崗愿望是好的，傳遞了校正“科研畸重”的積極信號，倡導了“教學為先”的辦學理念，能在一定程度上修正大學里“名師不上講臺”的問題。

　　“沒有教學，何談大學?大學的第一要務就是培養(yǎng)人才。名師應該走向課堂，讓更多學生分享他們的才華、智慧。”山東大學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劉志業(yè)說。

　　但部分專家也認為，“名師不上講臺是一個世界性難題”，如果教學組織結構和教學理念不變，只是把名師趕到本科課堂，那就是“拳頭打跳蚤”，不能根本解決高等教育教學質量下降的問題。

　　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副院長史秋衡認為，科研型大學理想的教學模式不是選幾個教學名師，而應以科研引領教學，在科研活動里展開教學，實現(xiàn)真正的師生互動，在體驗中學習，在熏陶中學習，這才是高素質創(chuàng)新型人才的培育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