幫謝勇這樣的污染受害者維權,跟污染企業、環保部門打交道,陳立雯的感覺像“擠牙膏”,每往前進一步,都要費不少周折。通過申請信息公開這樣的法律途徑干預污染時,面對企業與環保部門的回避與推諉,陳立雯的口頭禪是,“我就火了,我很生氣!”
在南峪村收垃圾的過程中,她說的最多的一句話是,“這不是給我做的,這是給你們自己做的”。挨家挨戶收垃圾的時候,每碰到有人隨口說一句“給你搞好了”,陳立雯都要拉住他,認真反駁回去。
“垃圾是他們自己產生的。”走在南峪村南坡的碎石路上,陳立雯一邊說著話,一邊不時俯下身,撿起路邊草叢里的各種垃圾,“要讓他知道,處理垃圾也是他的責任。”
她不認為垃圾分類進展緩慢是有些人口中的“國民素質”問題。“素質是教育的結果,我們從來沒有做過深刻的環保教育。”說到這個話題,她語速飛快,“傳遞什么樣的信息?怎樣傳遞信息?都是很重要的事情。”
剛來南峪村的時候,陳立雯就組織村民集體撿過一次垃圾。她后來才知道,自己下手翻看那堆沒有人愿意靠近的垃圾,這個對于她來說只是習慣的動作,被很多人記了下來。之后上門收垃圾,村民都非常配合。
在村里,每家的情況她心里大概都有數。這邊這個大媽家她“一直很放心”;那一家都是老人在家,住得也高,收垃圾的喇叭聲可能傳不到,她就順著土路爬上去叫門。
遇到事情,陳立雯就在微信群里呼喊。今天準備廚余堆肥場地,明天買垃圾車,還有清理垃圾池,商量之后的監督手段……她都要找村委書記協調。她一度擔心,“書記哪天被我呼喚煩了,我可能就得離開南峪村了。”
好在書記一直沒有顯示過厭煩,一有時間就跟陳立雯聊垃圾分類的事情。陳立雯也不愿離開村子。跟人聊起南峪村垃圾分類項目的進展,陳立雯提到最多的一句話就是“把關系理順”,在她看來,硬件的部分都好解決,垃圾問題最終還是人的問題。“關鍵就是,做事的人是不是把垃圾分類放在心上。”
陳立雯最開始接觸垃圾分類,源自2006年做志愿者時的一個小游戲——找一根長繩,在地上圍個圈,把一天要產生的垃圾都倒進去,讓圈子里的人想辦法,不離開這個空間,怎么把自己的垃圾處理掉。
在人口以“百萬”“千萬”來計數的特大城市,這個圈子圍得太大——今天大包小包拎下樓的垃圾,第二天一早就被運到了四環五環之外,隨著焚燒爐內的火焰化成煙氣和廢物,“對于很多人來說是無形的”。但是她心里明白,無論是埋在地下還是飄入空中,這些人類自己產生的垃圾,終究會以另一種面目回到人們身邊。 (徐芃)